实习生 | 康兰欣
编辑 | 黄茗婷
从江西医学院的学生时代，到后来分别成为华人神经科学界极具影响力的科学家，梅林和饶毅认识40多年，两人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少见的关系：可以认真争论，也可以直接反驳。他们争论科研、教育、大学治理，也争论中国科学应往哪里走。在他们之间，这种直接是信任的一部分。梅林说：“只有真正的朋友，才会告诉你哪里不对。”
这句话听起来是在谈友谊，实际上也是他理解科学的方式。在梅林看来，科学很多时候不是从共识开始，而是从怀疑开始：怀疑结论是否可靠，怀疑实验设计是否严谨，怀疑权威判断能否经得起新证据检验。
从美国凯斯西储大学神经科学系主任，到首都医学科学创新中心（CIMR）创始主任，梅林一直在做一件事：训练人思考。对他来说，学生是否听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方能否真正理解问题，能否在证据不足时继续追问，在权威面前保留自己的判断。梅林最担心的，是学生变成只会接受答案的人。
这是梅林反复谈到的批判性思维。它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也不是为了显得尖锐而挑刺。它首先是一种能力：一个人需要有足够的知识储备，知道事实在哪里，知道逻辑链条如何成立，也知道一个结论可能在哪些地方出问题，然后才能提出真正有价值的问题。
今天，这种能力变得更重要。AI让答案越来越容易获得，真正稀缺的也不再是答案，而是判断答案。什么值得相信，什么需要怀疑？什么是事实，什么只是观点？这些事情，仍然要由人来完成。
梅林在采访中算了一笔账。他问记者：“一个人从进入大学，到博士后毕业，大概要多少年？”顺利的话，快要12年左右。他接着问：“倒退回12年前，世界是什么样子？”
那时，AI还没有进入普通人的日常，许多今天常见的技术也才刚进入视野。“那时候教给学生的东西，相当一部分在未来都是没有用的。”
这不是否定知识。但知识会更新，技术会迭代，结论会被修正。一个人接受十多年高等教育，如果只是记住当时有效的标准答案，远远不够。这也是AI时代许多教育从业者面对的困境：教育的独特性在哪里？
梅林认为，在无法预知未来的世界里，唯一确定要教给学生的，就是批判性思维。“要是没有批判性思维，科学怎么前进？”
医学和生命科学尤其如此。他向南风窗举例“心脑之争”：西方医学曾长期以心脏作为主导认知，这个错误维持了600年，直到有人拿出证据才被推翻。“如果没有证据就相信，那是迷信。如果因为权威说过的就不敢挑战，那科学就会停滞。”
梅林的诘问直指当下科研训练的一个通病：学生不敢质疑，也不习惯质疑。不是因为他们懒，而是因为从小到大，少有人告诉他们，质疑是被允许的，甚至是被要求的。
梅林（左）在实验中指导学生
他遇到过两类典型学生。第一类把“有人写过”等同于“问题解决”，一看到有人发表题目相近的论文，就觉得自己的研究没必要了。梅林告诉他们：“你仔细读读，很多文章的结论和题目根本是两码事，实验本身可能就是错的。”
另一类学生习惯把权威的话当成证据。有一次，一个学生把梅林在组会上说过的某个判断作为研究设计依据。梅林当场问他：“我三个月前说的那个，要是错的，你为什么不指出来？不能是梅老师说的就是对的！”
这正是梅林想训练的批判性思维。科学没有永远正确的权威，只有不断接受证据检验的阶段性结论。一个真正受过科研训练的人，不应该因为某句话来自老师、院士、顶刊或者教科书，就停止思考。
在CIMR，这种训练成为固定课程。每周，学生或博士后选择最新论文做准备。报告的重点不是复述，而是分析问题。“你的对照实验在哪里？”“如果换一种方法，结果还成立吗？”“这个结论有没有其他解释？”台下坐着学生，也坐着PI（项目的第一责任人），谁都可以提问，也都可能被反问。问题提得不准确，可以继续讨论；判断错了，也可以被纠正。但不能只坐在台下听完。
这门课曾全网直播。后来，因为学生不留情面地批评了国内“大牛”的文章，同行见面时半开玩笑地抱怨：“你们组又批评我的文章。”
直播停了，课照常上。梅林并不认为批评论文本身有什么问题。在他心里，批评论文不是批评人，指出问题也不是冒犯。如果连论文或报告中的问题都不能讨论，很多真正重要的问题就会被礼貌地放过去。
02 科研需要勤奋和努力
陈文兵是广州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2016年10月，当时还是南昌大学博士生的他赴美加入梅林和熊文诚教授所在的实验室开展联合培养。回忆海外访学的那两年，他最先想起的是课题组组会。刚到美国两三个月，他迎来人生第一次海外组会汇报，“当时心里非常忐忑”。组会上，台下听众被训练得直接而挑剔。实验设计、文献积累、结果能否支撑结论，每个细节都会被追问。
陈文兵坦言，当时每次汇报前依然紧张。但他不觉得那是否定。“我只是意识到，原来我的研究工作还有这么多漏洞和短板，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在梅林实验室，他明白，犀利、直接的学术提问不是人身攻击，而是帮助。梅林常对学生说：“组会或者学术汇报的提问，没有什么问题是愚蠢的问题。”
梅林和陈文兵
真正让陈文兵完成科研思维蜕变的，并非正式组会，而是一次日常实验中的偶然交流。一天，他在奥古斯塔大学实验室做实验，偶遇梅林。老师询问他近期进展，以及他对自己课题的思考。陈文兵一时无从应答，而一旁的师兄孙向东博士后（现南方医科大学教授），却能清晰阐述他的课题思路与研究价值。那一刻，陈文兵意识到，读文献、做实验，不等于真正读懂科研。如果连自己的研究核心、逻辑框架、创新价值都无法讲清楚，就谈不上真正迈入科研大门。
此后，陈文兵主动梳理文献、补齐短板，从被动完成任务到主动理解问题、深耕课题。如今独立带教学生的陈文兵，与梅林一脉相承：先夯实知识储备、吃透课题，再训练提问能力与思辨能力。
梅林和陈文兵
陈文兵在美国读博时，身为系主任的梅林事务繁忙，但还是对团队里每一位博士生、博士后的方向、进展和难点都了然于心。“毫不夸张地说，我刚开始做一个研究时，他对我课题的理解，比我还深。”
梅林实验室招收博士生很克制。陈文兵回忆，梅林在美国每年可能只招一两个博士，更多的是博士后。他培养的，不是只求顺利毕业的从业者，而是能够独立开展原创性研究的科学家。实验室培养的博士和博士后，很多回到中国成为独立PI，目前已有30多人。
梅林常说，做科研不需要特别聪明，但需要勤奋和努力。陈文兵多年铭记这句话，也相信只要脚踏实地、勤勉积累、直面问题，就能稳步前行。
03 从修卡车到修神经
梅林不是生来就是科学家的。
他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江西公共卫生研究所研究员，母亲是江西医学院一附属医院医生。1975年梅林高中毕业时，高考还没有恢复。梅林先在南昌第二印刷厂当印刷工，后来去了江西林业汽车运输团，当卡车司机。当卡车司机学徒时，他要学紧急处置，也要学拆修发动机。汽车要拆开，零件要看懂，哪里出了问题，要一点点排查。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给他留下一个习惯：遇到问题，就问为什么。很多年后，这种习惯被带进实验室。
1977年恢复高考，有工友劝他：“你现在就能每月挣四十多，等五年后大学毕业也就挣五十来块，折腾啥？”梅林没有争辩，他参加了高考，最后报考上了江西医学院。
在那里，他遇到了饶毅。两人一起办英语角，每周日读英文原著，讨论科学问题，设计假想实验。图书馆偶尔收到新的外文期刊，两人会抢着看。多年后，他们仍保留着这种讨论方式，只是内容变成大学治理、科研体制和中国科学的未来。
梅林
毕业后，梅林到北京读硕士，做神经药理学。这期间，他发现大脑里的一个受体和心脏里的名字一样，药理特性却不同。在缺乏基因克隆技术背景下，没人知道答案。在导师指导下，他写了一篇综述，提出自己的假说，发表在《生理科学进展》上。
联系出国时，梅林把想法装进信封，寄给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一位教授。没有托福成绩，没有GRE，只有一封英文信和一篇带着问题意识的计划。对方回信了：“来我实验室读研究生吧。”
1986年1月，梅林去了亚利桑那大学。奖学金不够，他去餐馆打工，帮人看孩子，做清洁工。但他回忆那段时间时，用的是“快活”，生活是窘迫的，但科研是自由的。
他只用了三年半拿到博士学位。别人问他秘诀，他说：“我在国内读了三年硕士，那三年不是白读的。所有积累，迟早都有用。”
博士毕业后，梅林去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后，之后到弗吉尼亚大学任助理教授。直到2017年，梅林出任美国凯斯西储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系主任，成为40年来首位担任全美前二十医学院系主任的华人科学家。
04 科研中的怀疑
梅林自己的科研经历，也是一连串继续追问的结果。他长期研究神经肌肉接头。这个领域曾被一些资深科学家认为已经成熟，没什么可做了。梅林没有当场争辩，而是继续做实验。
后来，他的团队发现了LRP4分子。这是神经肌肉接头形成中的关键分子，这一发现后来被写进教科书，也进入临床应用。这件事对梅林来说，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别人说一个方向“做完了”，并不代表它真的做完了。科学问题是否结束，不取决于权威判断，而取决于证据是否充分。
博士后期间，梅林也经历过长期低产阶段。他要从电鳐器官里提纯一种极其微量的磷酸酶，没有明确路径，失败多次。五年博士后期间，他只发了一篇文章。但弗吉尼亚大学录用了他。评审者认为，他博士期间有高质量产出，博士后阶段是在做真正困难的事。梅林后来笑着说：“现在看来，他没有看错我。”
2008年LRP4被发现之后，梅林没有停在分子机制层面。他学医出身，知道重症肌无力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病人体内产生抗体，攻击神经肌肉接头。他于是提出一个问题：LRP4的胞外段很长，会不会也成为抗体攻击的靶点？
当时没有临床证据。他主动找临床医生合作，在一批常规抗体检测为阴性的患者体内，找到了LRP4抗体。他把这些抗体注射到小鼠体内，小鼠出现肌无力症状；再注射患者血液中提取的抗体，结果也一样。这意味着，一部分此前无法确诊的病人，有了新的诊断可能。
梅林常说，阅读和思考时，要尽可能展开想象；但做实验具体操作时，不能想入非非，否则数据不可靠，影响对事物本质的观察。前者帮助科学家提出问题，后者保证科学家不会把愿望误认为事实。
梅林和学生们
2015年前后，一位名叫拉莎·特里斯莱的女性被重症肌无力症状困扰多年，但难以确诊和治疗。她找到梅林，问他能否帮她检测。当时，这还不是获批的临床项目，梅林没有直接答应，而是通过合规程序，让主治医生联系医院并转交样本。梅林实验室只负责盲测阴阳性结果，不做临床解读。
明确病因后，拉莎的人生被改写。十年后，她给梅林曾任职的学校寄了一封信，写道：“我希望你知道，你对我能重新过上好日子，有多么重要。”
后来，一封来自西班牙的信也让梅林印象很深。写信的是一位父亲，他的儿子患有罕见病。信里谈到孩子的病情，也谈到一个家庭长期求医的困境。梅林把信留了下来。这些求助让梅林看到，基础研究最终会触碰具体的人。真正值得做的问题，常常来自病人和临床现场。
一封来自西班牙的父亲的信
梅林身上还有强烈的高精力和自律特征。他长期跑马拉松，生活方式简单健康，应酬能推就推，把时间更多放在科研、学生和家庭上。陈文兵常在凌晨收到梅林的邮件或微信。他一度疑惑，梅林“是不是完全不休息？”
梅林关心政治、地理、天文、科学，什么都聊，也鼓励学生看不同领域的新研究。陈文兵后来总结，梅林教给他的一个重要方法，是保持持续学习，不是漫无目的地看所有东西，而是围绕自己真正热爱的研究方向，不断寻找新技术、新问题、新方法。
05 不服气，不害怕问题
2023年3月，梅林辞去美国的一切职位，全职回国，担任首都医学科学创新中心（CIMR）创始主任。
CIMR的Logo中，字母“i”上的一点由四个点组成。梅林解释，这四个点代表医学、教育、研究、成果转化。创新中心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促进首都医科大学早日成为世界一流医科大学。
中国并不缺病人资源和临床大医院，但大量病例和数据分散在不同医院、科室和医生手里。数据碎片化、孤岛化，妨碍大数据临床研究。临床问题进不了基础实验室，基础研究发现也很难回到病床边。
CIMR想做的，是把基础研究者和临床医生放在同一个问题现场。为此，创新中心采用双聘制。PI不只受聘于CIMR，也要同时受聘于首都医科大学或其附属医院。研究员不能只待在实验室里，要和临床医生讨论真正的病人问题。“你不知道临床卡在哪里，就不知道哪个问题值得研究。”梅林说。
创新中心期望建立数据共享平台，但这套机制并不容易推进。数据、项目、经费、署名、评价标准都牵涉利益。要打通基础和临床，不仅需要科学判断，也需要组织能力。
即使在压力下，CIMR仍坚持一些短期内看不出产出的尝试，鼓励“0”到“1”的创新性基础研究，比如文献阅读课和PI粉笔报告。梅林把这种氛围称为“没大没小”。“家丑也可以在家里晾，别人帮你提改进意见，有什么不好？”
梅林在CIMR
在CIMR年会上，几百人的大合影没有领导座次，谁先到谁站前排。PI和学生坐在一起，讨论同一个问题。梅林很在意这些细节。因为在一个高度等级化的环境里，信息容易失真。学生不敢说，年轻PI不愿说，问题就会在沉默中被掩盖。科学机构如果想真正有效率，就必须让不同层级的人都能说“我不同意”。
梅林希望自己被学生指出错误。“你得接受被你招来的学生，当面指出你三个月前说的话是错的。”他说。
同样，他与饶毅几十年的朋友关系能够维持到今天，并不因为他们总是一致，而是因为他们仍然允许彼此不一致。
这也是梅林想在学生中训练的能力。不是为了争吵，而是为了求真；不是为了否定权威，而是为了让权威也接受证据检验。梅林想训练的学生，不是记住最多答案的人，而是能在答案面前继续思考的人。
采访最后，面对各种耀眼标签，梅林把自己的经历归结为“走运”。他说自己运气好，赶上恢复高考；又碰巧被美国教授看中；后来申请基金，也有运气成分。他甚至把两个儿子的优秀，也归结为“祖上积德”。
这种说法里有他一贯的自嘲。但把他的经历连起来看，所谓“走运”背后，还有更稳定的东西：他不轻易接受现成答案，不轻易相信一个方向已经结束，也不轻易相信权威已经给出最后判断。梅林相信，科学训练最核心的一步，是让人不再害怕问题。
一个真正的科学共同体，不能只奖励正确答案，也要保护诚实的问题；不能只尊重权威，也要允许年轻人指出漏洞；不能只追求发表，还要训练学生理解证据、怀疑结论、修正自己。
科学史上，真正改变方向的时刻，也许有天才的灵光一闪，更多时候来自一次不服气。梅林在创新中心，正在培养新一批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年轻人，试图把“敢于提问”变成科研训练的必然。
本文首发于《南风窗》第14期，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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